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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互補是歷史必然 符合醫學學術體系的發展 山東盛凱源藥業有限公司分享

山東盛凱源藥業有限公司2025/2/26 12:00:53

中西醫互補是醫學發展的必然現實     中西兩種醫學各自沿著自己的軌跡發展到近代，盡管西醫的實驗研究有著巨大的先進之處，但是當魏爾嘯的細胞病理學正以嶄新的手段橫掃中世紀西方醫學的陳跡，開創歷史新紀元的時候，在揭開疾病微觀奧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發展的另一個側面，卻又孕育著一粒不祥的種子。人們的思路由微觀到超微觀，由細胞到細胞核、線粒體、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卻忽視了**這一切都不能脫離整體調節作用的客觀事實。這一傾向一直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醫學便不可避免地發出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致命傷。于是在西方醫學的營壘里，便相繼出現了巴甫洛夫的神經反射學說、塞里氏的應激能學說，1937年哈里斯發現了丘腦—垂體內分泌的全身調節作用。他們的研究和觀點旨在使西方醫學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觀再兼顧到宏觀。這種觀點通過近30年來免疫學方面的長足發展，同樣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再看中醫的近代發展史，雖然不像西醫那樣顯明，但隱約中也可看到有識之士試圖把認識由宏觀移向微觀的嘗試。吳有可的“戾氣說”，王清任的“解剖學”，唐宗海、張錫純的“中西匯通”，都是這一嘗試的具體表現。綜觀中西醫近百年動態，雙方已各自開始了針對自身缺陷的糾偏。一切事物，但凡發展，都是以逐步糾偏、逐步完善為前提的，這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西醫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一部分，在現代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中，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向一切可以提供營養的對象全力索取，從而達到壯大自身的目的。     近年來西方世界掀起了中醫熱，雖然臨床治療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層的含義則是西方已開始向中醫借鑒，必欲取其精華而用之。可以斷言，蘊藏在中醫寶庫中的整體觀點、天人相應觀點等當是西醫首先掘取的內容，然后加以實驗研究，在短期內為我所用，力圖出現西醫學術的再騰飛。時至今日，將中醫學術體系由宏觀推向微觀已是當務之急，這是當前發展中醫的惟一途徑。     現代科學技術已形成了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網絡系統，中醫至今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緩緩行進。這種局面的形成前已述及，乃源于漫長的封建社會，個體農業和分散手工業沒有給中醫發展提供向微觀進展的機會，我們不能苛求于古人。但是時至今天，中國當代工業已躋身于世界行列，中醫向微觀推進的條件已完全具備。當代中醫工作者要順應事物發展的規律，大膽地把思維推向微觀，把西醫的實驗手段接過來，為我所用，發展自身，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期達到保住中醫特色，并且開創現代中醫的新局面。在當前條件下，發展中醫*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醫索取，因為西醫之長正是中醫之短。中西醫結合是向西醫索取（當然也包括中西醫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但是在這一模式的內涵中，作為中醫工作者應該始終把握住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觀念，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發展中醫的目的。    中醫、西醫學術體系完全不同     由于中西兩種醫學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西醫采用了實驗研究的方法，中醫則采用了邏輯推理的方法。方法不同，導致了兩種醫學形式和內容的完全不同，但兩者研究的對象卻同是人體和人體的疾病。鑒于此，我們可以通過比較清楚地看出，二者在對待人體和疾病時，具有三個方面的不同傾向。 一、西醫偏重于微觀認識， 中醫則偏重于宏觀認識     自從16世紀西方現代工業逐步崛起之后，西方醫學憑借現代大工業提供的先進工具，很快把研究的對象由宏觀轉向微觀。1665年英國人虎克首先用自制顯微鏡觀察了軟木薄片，提出了植物細胞的概念。此后荷蘭人萊文虎克利用270倍的顯微鏡，首次觀察了人骨細胞和橫紋肌細胞，并描繪出了詳細圖樣。19世紀初，德國大哲學家奧肯指出：**有機體都是由細胞組成的。19世紀30年代末，德國的兩位生物學家施米頓和施旺發現了細胞核，并描述了細胞的基本結構。他們認為，雖然機體的外部形態千差萬別，但其內部構造卻是統一的，即由細胞組成。19世紀中葉，在上述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另一位著名的德國病理學家魏爾嘯認為：“每一個動物都是許多生命單位的總和，每個生命單位皆表現出**生命的特征。”疾病被認為是機體內部一群細胞發生變化的結果，是微觀變化的綜合，這一觀點為西醫注重微觀認識開創了新天地。魏爾嘯的學說從19世紀到20世紀一直左右著整個西醫發展的趨勢。西方醫學對疾病的微觀認識始終是現代西醫認識論的主流，這一認識貫穿于西醫基礎理論的各分支學科，如解剖、生理、組胚、生化、病理，并牢牢地影響著西醫臨床各科的治療實踐。     始終未曾受益于現代大工業提攜的中醫，卻只能沿著傳統的邏輯推理方法緩慢前進。綜觀古今中醫圖書，無一觀點不出于邏輯推理。《內經》提出的“外感六淫”說和“內傷七情”說，陳無擇的“三因論”，因它們不是實驗研究的產物，故而只能從宏觀角度去認識病因。《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是中醫論述病機膾炙人口的綱領性文字，由于都是宏觀的認識，因此缺乏精密的定位、定性和定量。近年來人們對《內經》“病機十九條”進行了重新歸納，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歸類，然而歸來歸去也只能宏觀地論述，對疾病發生發展的微觀變化仍然一無所知。整個中醫學的病因、病機、理法方藥，全屬宏觀范疇，結論多出于邏輯推理。 二、西醫偏重于局部認識，中醫偏重于整體認識     早在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偉大的解剖學家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已開始重視人體局部結構和疾病的局部形態改變。公元2世紀蓋倫建立了一系列生理、解剖方面的實驗方法，把西方醫學的注意力由整體向局部引導。但是在此后漫長歲月中，西方世界在沒有大工業的條件下，醫學和**上層建筑一樣，完全處于神權思想的束縛之中，對病變局部的認識始終停滯不前，相反大量推理說教又逐步占領了西方醫學認識領域。由16世紀開始，隨著西方世界以大工業為龍頭的經濟基礎的變革，先進的生產工具使西醫的微觀洞察水平明顯增強的同時，局部認識亦隨之加強，被神權思想禁錮了10多個世紀的西方醫學，通過實驗研究，迅速地在通向微觀和局部的兩條道路上同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當今西醫的局部認識幾乎形成了西醫診斷、治療的主要內容。     中醫由《內經》開始就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整體觀點，通過陰陽學說、五行生克觀點突出了人體的統一性、聯系性和完整性。認為構成人體的各個組織、器官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協調，相互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響，在治療上也強調整體調節和治療作用。《內經》還特別強調“人與天地相應”說，《靈樞?歲露》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素問?五常大論》說：“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均說明了在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方面不僅著重全身各部分之間的統一，同時注重人和周圍環境的統一。當然《內經》在著重論述整體觀點、天人相應觀點的同時，也曾有過一些局部解剖方面的論述。但是從漢代以后，中國經歷著漫長的封建社會，孔孟之道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損”，“袒胸裸腹有失大雅”，這一觀點嚴重地影響了人們對疾病局部的探討。雖然也出現過像王清任那樣的勇于創新、力求向病變局部探索的醫學家，但由于中醫的發展始終未具備大工業的條件，這種局部探索的創新精神*終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而能夠得到大力發展的只能是以邏輯推理為主要研究手段的整體觀點和天人相應論。事實也的確如此，《內經》所倡導的“整體觀點”經過歷代醫學家的不斷充實和發展，不僅在說理上更加透徹，在體系上則更加完整，但中國醫學史上曾有過的一點局部觀念早被湮沒在整體學說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西醫偏重于病原致病觀，中醫偏重于機體反應觀     18世紀以前，中西兩種醫學在病因學方面的認識并無質的差異，二者均以思辨推理的方法論證病因，古希臘醫學認為引起疾病的病原有四，即氣、火、水、地四元素說，與中醫的五行學說基本類同。西方醫學把產褥熱的病因歸咎于“宇宙—地球—大氣的變化”，與中醫“天人相應”的觀點大體一致。但是當西方得天獨厚地享受到大工業的洗禮后，這種情況就開始異變。1847年奧地利醫生塞梅爾維斯首先注意到產褥期的發熱是因為感染了腐敗物質。接著英國外科醫師李斯特提出了創傷之所以發炎，是由于細菌侵入感染所引起。在病原認識史上特別應該稱道的是德國醫生郭霍（1843-1910年），他在病原學發展方面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人們稱他為病原微生物學的奠基人。19世紀后半期西方醫學建立了牢固的病原微生物的致病觀念，這一觀念借助大工業技術的提攜，近百年來隨著免疫學的興起，西方醫學對病原致病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并形成完整的由實踐到理論的學術體系，成為人們認識疾病病因、病理的基礎準繩。     中醫學對病因的認識始終是在《內經》“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原則下進行思維推理，認為導致疾病的原因不外“正氣之虛”與“邪氣之實”兩端，在二者中前者則至關重要，后者僅可充作發病之條件而已，因此中醫一貫提倡“正虛致病說”，治療方面則以“扶正固本”為治療諸多疾病的大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這里所說的“本”就是調理陰陽，所謂調理陰陽就是調節機體的反應性。《內經》之后，張仲景、巢元方、陳無擇等對病因的論述頗多，雖然提出了“外感六淫”、“內傷七情”、“飲食所傷”、“勞逸太過”等說，尤其是陳無擇的“三因”致病說等，都沒有超脫《內經》思維推理的框架。中醫病因認識始終如故，只注重機體的反應性，忽略了對真正病原的進一步認識。在中醫學發展史上雖然也曾有過牛痘苗的首先應用，也有過吳又可的“戾氣”致病說，但是由于沒有大工業的基礎后盾作用，這些具有無限生命力的創新活動和觀點，由于不能及時導入實驗研究之中，從而只能銷聲匿跡于邏輯思辨的茫茫大海中。明、清兩代發展起來的溫病學派，對《傷寒論》外感熱病的病因概念作了十分重要的糾正和補充，但是由于它仍然沿用邏輯推理的老手法，也毫無實驗研究的工作條件，因此，其結果僅是異“風寒”為“風熱”，異麻桂為桑銀而已。近代醫學家王清任、唐宗海、張錫純力求在傳統中醫理論方面有所革新，但由于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實驗研究條件，在病原致病性方面的貢獻微乎其微。